在业内看来，面对当前纯电市场日益加剧的竞争态势，领克作为后来者喊出了重塑明日的口号，寓意着领克不仅是想在市场中分一杯羹，还要通过技术创新以及用户体验的升级，重新定义纯电出行的标准。

货币如何进入经济的过程非常重要，就同企业如何使用发行股票的融资所得一样。2022年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Dybvig）因其合作的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对理解银行危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这一模型和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尚未把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融于一体，也无法推导出中央银行的最优救助规则。

从公司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出发，我们发现了国家资本结构层面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即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论）。基于我们提出的新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货币供给问题变成了公司金融中的最优投资问题，由此我们更全面地分析了最优货币供给问题，从中得出了全新的认知，并回答了中国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通过创造性货币供给解决高速发展的融资问题，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用来为投资和消费融资，同时发行货币的成本是通胀，也是对现有货币持有者的稀释成本。

而我们提出的新规则是基于股权，中央银行扮演最后救助人角色，在危机救助时注入新股权，因此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如美联储在救助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在我们的新货币理论中，货币如何进入经济成了重要问题，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配角（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变成了宏观经济舞台中的主角（甚至是明星），这也呼应了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的深刻洞见。

考虑到中央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传统的白芝浩规则需要更新。

后来当其中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面临金融危机时，它们无法再靠发行本国货币来偿付国家债务（外债），由此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增加国家负债就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资产，并没有考虑国家负债的投资收益问题。

基于新的微观基础，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可以完美地融于一体，中央银行学的微观基础得以建立，中央银行学也破茧而出。（作者帕特里克·博尔顿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海洲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金融学教授。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又曾与斯特凡·英韦斯（StefenIngves，后来曾任瑞典中央银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Rajan，后来曾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卡门·莱因哈特（CarmenReinhart）、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Rogoff）等就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实践有过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足够的货币供应量对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国家安全尤为重要。